顾维钧和他的四位夫人

顾维钧和他的四位夫人

顾维钧一生拥有四位女性，或曰有四次婚船节物死类议史。惟第一次与张润娥的结合是有名无实。　　20世纪初，上海滩有句名言“得了伤寒病，去找张聋子”（张骧云来自）。张润娥是张聋子的侄孙女。张家是名中医世家。张润娥是独生女，父母的掌上明珠。其父的医术也很高明，常出入顾府。张大夫为顾家小少爷顾维钧诊病时，觉得这个小家伙聪颖过人，十分欣赏，360问答便萌联姻之意。时顾维钧之父顾溶执上海财政，权高望重。经媒人一撮合，双方父母一拍板，12岁的顾维钧与10岁的张润娥定了亲。　　1904年，16岁的顾维钧赴美留学，其间家人频频来信催促他回国完婚，顾维钧虽然百般不愿，但在压力下，只道领既逐立好作出让步，同意假期找回国探望双亲，但声明不结婚。谁知顾维钧一回到家中，其父母便双管齐下，软硬兼施，他的父亲甚至以拒食威胁。顾维钧心软了，他表示“愿意在形式上结婚”。父母闻言大喜，心想什么“形式”，一旦生米煮成熟饭，岂能返饭为米？父亲往觉排尽亲当日进食，并令家人准备婚礼。　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洞房花烛夜新郎失踪，伴郎好不容易在新郎的母亲房中把他抓对息亮京济五到。母亲怕事情弄僵，袒护儿子在自己房中过了两夜。此举引起大哗。由于母亲的恳叫殖望头学干钱接求，顾维钧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中交调音味医效核，但不肯上床。张润娥大感惊异超似线，请之。顾婉辞，说大床是为她而设。张润娥说如果你喜艺改抓格少欢独眠，我可睡沙发……就此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。晚年顾维钧回忆时，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、忍耐和天真淳朴。　　1909年秋，顾维钧终于提出协议离婚。张润娥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，一般只听不说。顾维钧告之：如果双方同意，婚约便可解除。顾维钧将相关法律文书寄给张润娥。过了些时候张润娥考虑散局已定，复函表示要与其面商。1911年，他们签了离婚协议，“以极友好的态度彼此分手”。　　婚姻如一张兑奖券，究竟能收获多少是无法预卜的　　有缘无福　唐宝玥　　顾维钧与第稳二位夫人唐宝玥的连理，其最项季月老便是他后来的老岳丈唐绍仪。　　1908年，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，向美国政府部分退还庚子赔款一事致谢，同时肩负磋商东三省借款和谋求中美德三国联盟问题。唐绍仪返国前夕，发函邀请40位在美留学的学生代表作为他的客人访问华盛顿。在唐绍仪举行的欢迎宴会上，顾维钧被代表们公推为代表发言。他的演说言简意赅变命雨更医护律被材温率，才华横溢。会后唐绍仪私下接见了顾维钧，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欣赏并予以鼓励。　　辛亥革命爆发后，袁世凯窃国就任大总统。唐绍仪本与袁世凯是拜把兄弟，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。顾维钧由唐推荐，被邀任为总统府秘书兼内阁秘书。　　唐绍仪有心将顾收为东床快婿，便千方百派支府展前计提供方便，创造女儿死朝进火卫往高压吗田既唐宝玥与顾维钧接触的机会。他亲自安排一次内阁青年同事传划宣办却环的野炊会，让顾维钧与女儿同时参加。唐宝玥端庄大方，性改打新密病片兴好情温柔，会英语，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。顾维钧与唐宝玥彼此相识后，男才女貌，互生好感。顾维钧自1914年受命回国后，因公务一川情直没有时间回上海探望父家相顶察母。他想返沪探亲时，“恰好”唐宝玥也向父母提出到沪上看望姑母。两人自然结伴，唐绍仪顺水推舟，嘱顾维钧顺便多照料女儿。到了上海，两人很快坠入爱河，共结连理。　　1915年，27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，唐宝玥同往。两人夫唱妇随，幸福美满。但好景不长，某日，美国有两大盛会同日举行，一在华府，一在费城，顾维钧分身无术，便请夫人择一地代表自己出席。唐宝玥怜爱丈夫，自动要奔赴路遥的费城。倒霉的是，她归途中染上流感，本已身心俱疲，回到华盛顿后，又一次强行赴会应酬，就此一病不起，两天后便撒手人寰，留下一双稚男幼女。顾维钧遭此打击，有种有缘无福的悲哀。　　婚姻是一部书，第一章是诗篇，其余则是平淡的散文　　有钱无缘　黄蕙兰　　顾维钧丧妻时正值盛年（32岁），膝下尚有一双儿女。孩子需要母爱，他何尝不想娶个贤妻，然外交官的太太是可遇不可求的。　　某日，顾维钧造访当年圣约翰大学的同窗简崇涵时，一眼瞥见钢琴上陈着一帧漂亮女孩的玉照，她那份天生丽质令顾维钧心动。一问方知是友人家的小姨黄蕙兰，芳龄19。顾维钧当即向主人请求襄助玉成。　　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是华人企业界赫赫有名的“糖业大王”，富可敌国。黄蕙兰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会荷兰语、马来语，精英语、法语；音乐、舞蹈、书法面面俱到；骑马、开车、交际样样出色。顾维钧对她发动了猛攻，不断地请她听音乐会、看歌剧，散步、喝咖啡。当黄蕙兰斜倚在法国政府专为顾维钧提供的轿车里在马路上兜风时，坐在只有外交官才能享用的包厢里欣赏音乐时，她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光。她明白，钱不等于权，这些都是父亲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。　　黄蕙兰成了外交官夫人后，由于她气质典雅，又谙熟欧洲风俗和多国语言（她的法语，连顾维钧都自叹弗如），在外交舞台上如鱼得水。顾维钧回忆说：“她很帮忙，昔在巴黎时，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国首都。他们虽失政权，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。她喜欢和他们结交。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大宴，五日一小宴招待他们。全用她自己的钱。”黄蕙兰为树立中国人的形象，不仅把自己打扮得高贵典雅，还“改造”顾维钧，从他的发型、穿着入手，以至教他跳舞、骑马,她还斥巨资把中国驻巴黎使馆修葺一新。难能可贵的是，黄蕙兰还热心投入华人慈善事业。二战期间在伦敦，她加入当地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工作，被派入遭敌军狂轰滥炸的贫民区，每日工作8小时，坚持了4个月。　　但顾是位敬业的人，对妻子的关怀自然便少了些。黄蕙兰说：“他对待我，就是忍让，供吃供住，人前客客气气，私下抛在一边。”于是，她下了判词：“他是个可敬的人，中国需要的人，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。”　　男人最珍贵的财产是温情的善解人意的妻子　　有情有义　严幼韵　　顾维钧经历了三次婚姻的洗礼，备尝酸甜苦辣，72岁的他与小他20岁的严幼韵女士结合了。这是一段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。顾维钧把爱的方舟泊在严幼韵温馨的港湾，永不启航了。　　严幼韵，浙江宁波人。上海著名绸缎庄“老九章”老板之后裔，复旦大学毕业。她有一绰号叫“爱的花”，源于汽车牌号。大学时代的严幼韵便学开汽车，其时髦可想而知。那时拥有汽车的人实在如凤毛麟角，她的车牌号为84,英文为Eightyfour,中文音译为“爱的花”。严幼韵的前夫杨冠笙，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，早年在清华大学执教，后入外交界，曾任驻菲律宾总领事，1942年日军占领马尼拉时遇害。早在20世纪30年代，因丈夫关系，严幼韵便与顾维钧熟识。丈夫去世后严幼韵便到纽约，1959年前后供职于联合国。那时，顾维钧正出任“驻美大使”。由于工作上关系，两人便有交往，相互属意。　　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、精于治家的女主人。婚后她把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上。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供他阅读；同他聊天，让他身心愉悦；陪他散步，让他恬静怡然；为他安排牌局,供他消遣取乐。他打牌从不算牌，不扣牌，十打九输。有人表示礼貌，让他当赢家，他绝不接受，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。往往“牌完站起来，幽默地问：我是赢了，还是输了？倒在床上，便入梦境了”。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睡晚起的习惯，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，怕影响他的健康，每日凌晨3时必起，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，还附上一张“不要忘记喝牛奶”的纸条放在床边。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，总结了3条：“散步，少吃零食，太太照顾。”　　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无疾而终。他去世后，哥伦比亚大学设立“顾维钧奖学金”。严幼韵将他的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，并捐10万美元，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，以慰夫君。